6月10日，以“中国特色现代资本市场法治建设”为主题的首届中国资本市场法治论坛在上海召开。会上，华东政法大学国际金融法律学院教授郑彧接受上证报独家专访。他表示，在资本市场法治建设方面，立法工作应具有前瞻性，以此稳定市场预期。随着全面注册制的落地，未来引导市场“合理出清”同样意义重大。

上海证券报：我们关注到，今年以来退市的上市公司数量增多，尤其是触发“1元面值”退市的上市公司比例明显增加，您如何看待这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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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彧：我觉得今年确实比较多，我印象中今年已经确定退市的四十余家公司里，可能有一半多都是触发“面值退市”。而且我们说，面值退市是一个“硬性门槛”，它不像财务类退市，可能还有一个缓冲期。面值退市就是20个交易日内股价不足1元，你就得退市。

但需要说明的是，面值退市制度应该是2014年就引入了。只是在过去几年里，可能整体行情还不错，大家感知没有那么明显。因此，我觉得今年整体上还是一个“制度预设”的结果。所谓制度预设，就是说制度规则本身已经有了，只不过现在叠加到市场行情，效果才开始显现。

而且，我认为这本身也是我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市场化”的表现。大家愿意购买上市公司是看重其公司价值，若投资者觉得标的价值不怎么样，大家都不看好，不愿意去买，自然而然就会形成股票价格的下跌，从而触发“面值退市”。因此，我个人理解它也是一个市场规律的正常现象。

上海证券报：是否可以理解说，配合今年的全面注册制改革，这也是我国资本市场进一步成熟的标志。

郑彧：可以这么理解。其实中国的证券市场我个人一直认为，需要强调分红，即所谓的“投资价值”。因为我们是一个以市盈率定价的市场，市盈率本身的概念就是买的是未来，它是以现在的利润价格去计算你未来的盈利能力。那如果一家企业经历好几年经营，都不给投资者分红，那其实很难体现过去市场给你的价值预期。因此，我觉得未来的中国资本市场，还是需要引导企业重视“分红”，它会树立一个比较正确的价值标准。

上海证券报：我注意到您近两年来也很关注数字资产领域，正如您此前提及的“制度预设”，从立法角度来看，您觉得数字资产领域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郑彧：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的，其实数字资产的类型会很多，它可以是一个融资工具，可以是一个支付工具，甚至可以是一般等价物，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数字货币”。

所以从“法律预设”层面，我个人更倾向于说，我们要正确认知市场在发生什么，以及市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去认知这种金融领域变革的发生，然后预判监管可能需要落地的环节。

总体来说，我个人觉得，未来确实是一个数字化的世界。我提到过一个概念叫“去媒体化”或者说“去中介化”，这种“去中介化”它不仅仅会表现在间接融资体系，它甚至可以用点对点的形式出现，也就是我们大家可能熟知的“众筹”这类概念。那么，在这里面，它也会冲击到传统交易所的结构，让交易所变成一个开放式的，或者说以内部联盟方式形成的“半中心化”的。所以总体上来看，我认为还要根据市场发展的线索，根据不同的形态去预测去预判，以及去做好相应的监管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