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在线记者 成博 摄影 朱文博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6月10日，作为2023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重要配套活动，“汉字中国——方正之间的中华文明”在成都博物馆一层特展厅盛大启幕。本次大展由国家文物局和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办，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四川省文物局、成都市人民政府、成都市文物局、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承办，成都博物馆策划实施，全国20个省、直辖市，40个文博机构鼎力相助，汇集珍品共220件，其中一级文物70件，珍贵文物90%以上，是成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水平最高、珍贵文物占比最重的展览。

贾湖刻符龟甲

本次展览以“源”“远”“流”“长”四字构建讲述脉络，徐徐展开汉字与中华文明相生相发、相互成就的历史长卷。从镌刻历史“骨相”的殷商卜骨，到笔书民族气韵的淋漓翰墨，藉由汉字，我们得以触摸中华文脉的发展与赓续。

源远：从刻符甲骨到精楷定型

谁发明了汉字？关于汉字的起源，结绳说、八卦说、刻契说、仓颉造字说等说法历来众说纷纭。走进特展序厅，一件8000余年前的贾湖刻符龟甲，从文物的角度为我们理解汉字起源提供了实物资料。展览执行策展人魏敏介绍，龟甲下部有一刻画符号，像是一只正在向下看的眼睛，与后来甲骨文、金文中“目”字的写法相似，“贾湖遗址共发现刻画符号17例，研究者推测这些符号的使用可能与原始巫术有关，这也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汉字源头。”

商代征伐刻辞卜骨

离开序厅，展览的前两个单元分别以“源”与“远”为主题，向观众呈现从刻画符号到成体系文字的文明飞跃，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草书、行书，伴随着书写方式与书写材料的变化，汉字在一次次的字体演变中逐渐成为今人熟悉的模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在“书同文”的基础上不断增强。

在第一单元天青色的氛围衬托下，一片片珍贵的殷墟甲骨展示着汉字走向成熟的面貌。“透过此次展出的征伐刻辞卜骨、祭祀刻辞卜骨等殷商时期的甲骨，我们可以看到，后人总结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6种造字法在当时的甲骨文中已经分别有所体现。同时，甲骨大量出现在祭祀场景里面，也说明我们早期国家的信仰体系和精神体系的建立，是通过文字来完成的。”魏敏表示，通过对殷墟甲骨的释读，印证了《史记》中对商王世系的记载，这进一步提升了《史记》的历史信度。

小臣缶方鼎、史墙盘、晋公盘等出土于不同地域、刻有文字的商周青铜器，为观众呈现出商周之际文字广泛传播与发展的过程，晋系文字、齐系文字、燕系文字、楚系文字等不同区域文字体系的出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文字普及的历史大背景。“但是这种区域文字体系各自发展的历史，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戛然而止了，”魏敏向大家着重介绍了秦始皇二十六年铜诏版，“秦始皇二十六年，也就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下诏要求全国统一度量衡。透过这枚诏版，我们可以感受到秦统一六国后的一系列国家制度建设，通过文字与度量衡等制度的统一，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构打下了坚实基础”。

后蜀残石经

国学大师饶宗颐曾说，“造成中华文化核心的是汉字，而且成为中国精神文明的旗帜”。从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后，汉字虽还经历了漫长的字体演变，但神州大地上不分东西南北使用汉字作为通用文字的传统再未动摇，“汉代的隶变实现了汉字从古文向今文的转变，一个对繁体字有所认知的现代人已经可以比较容易地看懂汉简上的文字。而文字笔画的简化不仅带来了书写效率的极大提升，更使汉字字体的多元化发展成为可能”。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分裂割据在造成社会动荡的同时，也为汉字字体的创新提供了土壤。钟繇、王羲之等书法家在几代家学的熏陶下，为后世留下了堪称范本的楷书、行书作品。透过展览展出的赵孟頫临《兰亭序》，观众可以管窥历代文人对魏晋风度与书圣气派的追慕。而在南北均书写汉字的背景下，汉字也在潜移默化中扮演起了“分久必合”历史大势的催化剂。

时间来到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一批擅长楷书，同时又各有自己风格的书法名家纷纷登场，兼收并蓄、雄强博大的精楷在此时日趋完善。本次展览中，虞世南楷书《大运帖》页、柳公权《玄秘塔碑》拓片、褚遂良《同州三藏圣教序碑》拓片等唐人书法作品荟萃，在名家名作的蔚为大观中，通行至今的汉字正体至此定型。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展览还专门辟出区域对“巴蜀图语”进行展示。这种在战国到西汉的巴蜀青铜器上发现的刻画符号迄今未被破译，在不断勾起人们好奇心的同时，也让汉字传奇的外延变得更加宽广。五代十国时期的后蜀残石经，让观众可以感受到乱世之中蜀地当政者对文教的忠实。

流长：汉字的奔流与气象

唐宋之际，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迎来深刻变化。表现在汉字上，造纸术、印刷术的深入发展与全面普及使文字的大范围、远距离传播成为可能，而书法领域从“唐人尚法”到“宋人尚意”的转变，则为后世留下“北宋四大家”的潇洒背影。

此次展览的第三、第四单元以“流”“长”为主题，聚焦汉字传播范围的扩大，以及古代文人对书法艺术性的广泛探索。

祝允明草书《岳阳楼记》

在这一部分，首先映入观众眼帘的是发现于敦煌藏经洞中的敦煌遗书。敦煌遗书内容庞杂、字体各异，透过一卷卷抄本诉说着古老丝绸之路上文化交往的繁荣。西夏木雕版、刻有契丹文字的陶瓶、刻有女真字跋文的《奥屯良弼饯饮题名跋》拓片等来自北方的文物，从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等北方民族在汉字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创制本民族文字的过程，展示了两宋之际汉字影响力的扩张。此外，越南字喃、朝鲜半岛“吏读”、日本平假名与片假名的出现，都是东亚地区汉字使用历史的见证，三地与中国一起，构成了历史上以汉字作为官方文字、以儒家为思想伦理基础的“汉字文化圈”。

自从纸张和毛笔成为最主要的书写材料以来，文房四宝成为文人书房的标配。在展厅中，一间以古人书房为意向搭建的场景装置非常引人注目，“经由汉字，古代文人在三尺书斋中书写着修齐治平的胸中沟壑，也书写着先忧后乐的家国情怀，这两者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文人精神的表达。”魏敏表示。

秦公钟上的青铜铭文

围绕着这间“书房”，米芾行书《方圆庵记册》、黄庭坚楷书《狄梁公碑册》、赵孟頫章草《急就章册》、周天球《行书陋室铭轴》、祝允明草书《岳阳楼记》等历代书法作品云集，在展示着楷、草、行等多种汉字字体风格的同时，也体现出不同时代的时代风貌与精神价值。“比如周天球的《行书陋室铭轴》，用古雅工丽、余韵悠长的书风，传扬着诗人刘禹锡洁身自好、荣辱不惊的隐逸品格。祝允明的草书《岳阳楼记》，以果敢苍劲的运笔、恣意纵横的书势挥毫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

展览的最后，是南宋著名词人、爱国将领辛弃疾唯一传世真迹《去国帖》，记载了辛弃疾平“茶寇”赖文政的事。“透过《去国帖》我们可以看到，辛弃疾的字是比较方正挺拔的，并不像他的词作那样豪放恣肆。与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等大家比起来，辛弃疾的书法水平可能算不上一流，但是我们崇敬辛弃疾的为人。因此，选择将《去国帖》放在展览最后，也想引导大家去思考汉字之中所蕴含的精神性的东西，去感受古代文人的德行操守与家国情怀。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哲学审美、民族精神都蕴含在我们的文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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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起，除“汉字中国”特展外，成都博物馆还将推出“寻迹巴蜀——四川地区考古新发现图片展”“大美天府——四川地区文化和自然图片展”“雕饰山河——川渝石窟与摩崖造像图片展”三大配套展览。聚焦“文物保护利用与文化自信自强”的主题定位，展览围绕巴蜀考古成就、川渝石窟妙相、天府名胜巡礼三大板块，覆盖四至六层展区，生动立体地展示天府千年人文华彩和自然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