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索寒雪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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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联合主办的“新时代立法理论与实践系列讲座”第五讲成功举行。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支振锋教授在该讲座中表示：“数字时代，整个人类都在更加综合化、集成化，我国应该运用本国立法更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更好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国内立法可以构筑经贸领域规则‘城墙’、强化国内法的域外效力，对国际贸易、科技和产业创新、国家安全、海洋和太空等全球竞争重要领域产生影响。”

支振锋曾经从事多年的法理学研究，10年前开始从事互联网，做互联网治理、网络法治研究，并参与多部法律法规制定。

“现在有一个趋势，某些国家用数据安全作为借口，去打我们的高科技企业。”支振锋说，“我有一个非常大的感受，人类到了数字时代之后，整个社会各个方面，就是综合性和集成化越来越明显，特别是数字技术本身，我们以前认为它是分布式的、扁平化的、分权的这样一个构造，实际并不是这样，数字技术前所未有地权力集中。”

支振锋继而从立法、构筑经贸领域规则“城墙”、强化国内法的域外效力、以本国法为基础引领国际议程等多个方面深入研究立法影响秩序的相关机制。最后，提出优化国内发展环境、塑造国际经济秩序、影响国际政治格局、赢得全球道义优势等建议。

“我感觉到数字时代，不仅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综合化、集成化，整个全人类也在更加综合化、集成化，虽然脱钩断供，但是联系越来越致命，而且一体化。” 支振锋说，“因为思考数字技术，所以要思考信息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影响。”

他认为，每一次技术革命带来产业革命，都会把人类推向一个新的时代，农业革命把人类从渔猎社会推到了农业文明，工业革命把人类从农业社会推到了工业社会，现在正在进行的数字文明或信息文明正在把人类推向一个新的数字社会或信息社会，每一次产业革命都会带来巨大改变。我们会发现每一次产业革命一定会带来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机制的变化，相应带来法律的变化，工业革命之后才有国际法，工业革命之前只有国与国之间的法。

支振锋说：“我们就在思考这种数字时代、这种信息时代，人类治理机制和法律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他认为，中国法的世界时刻到了，中国法越来越具有更大的世界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会导致中国法产生越来越大的域外影响，国际法本身也要进行改造，要基于中国利益的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改造。”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于晓虹对支振锋的观点产生高度共鸣，她指出，支振锋旨在寻求我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探讨中国法如何更加深刻，这也预示着未来法学研究范式特别立法研究范式的基础性的转换。

她提出进一步提高我国的世界影响力的三个影响机制：“第一，在深化中国立法实践认知的同时，创建我国法学知识体系，占领学理高地；第二，进一步参与到国际规则当中，广泛联系世界范围内的法律共同体，拓宽中国在国际规则制定过程中的世界影响，丰富我国的法律工具箱；第三，阐释我国的立法体制在高效提供法律规制和法律监管手段、通过数字科技的方式回应民生等方面的显著优势，更进一步拓展中国的世界影响力。”

（编辑：郝成校对：颜京宁）